”有人问。 闫自忠摇摇头，精神集中在尸体头部。

“有区别。李局长说得很对，这里面有一枪显得多余。”

他转回头问王克立：“你看有两枪是不是够了？”王克立点头：“按照位置，足够了。”

又转向李洪杰：“你继续说。”李洪杰表示，他还要再想清楚些。

“我明白李局长的意思，他是说，打在眼部这一枪或者不近情理，或者多余。”站在李洪杰身旁的副局长吕志辊在众人的沉默中表态。

“你怎么想？”何局长问。 吕志辊双眉紧蹙：“假如为了补枪，不是为了报复，这一枪对准眼睛打显得过于残忍－－他们毕竟是同伙，据我所知，这些人都是铁哥们儿，不然干不了大事。距离这样近，照哪里打都行，又何必打在眼睛上？相反，第二枪打在右颊原来的弹道上倒比较合情理，也容易符合同伙当时的心理。”

闫自忠连连点头，觉得大家开始想得深入一些，这正是他所期待的。

“其他同志有什么看法？”何局长问。于是又有几个人相继发言，有的认为当时的情况会很复杂，有些事带有偶然性，得不出合理的解释。此外，这些人心毒手狠，早已失去常人的人性，单用情理解释可能会陷入迷途，但都赞成不必打两枪。

经过一阵争议，闫自忠表态说：“我认为，李局长提出了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。确定这个人是罪犯以后，这样的问题应该提出来了，这是一条线索。吕局长从情理上分析了眼部的一枪，也很有价值。当然其他有的同志说得也不错，不能光从一般情理上解剖犯罪，我们现在还无法断定这一枪的实际情况，但是，我又认为吕局长能够从情理上剖析作案人心理是很值得提倡的。和我们打交道的，是罪犯还是人？既是罪犯也是人，是人就有人性。有些案子的某些环节，不通过人的心理分析就无法破案的。我举个例子。”

“部里乌国庆同志曾经到我们省讲过一次话，他举了个例子。有那么一个案子，罪犯把一个女的衣服剥光了，脑袋砍掉了，肚子豁开了，扔在野地里。还在女的放了一把油菜籽。勘查现场时大家就研究，这个人怎么这么狠，为什么要放这个东西呢？反映犯罪分子什么心理呢？当时认为，这些油菜籽可能是为了给女的遮羞的。什么才能产生这种心理呢？只有亲属。最后破了案，作案的是她公公。”

“这个例子很使我受启发。现在的作案有两种，一种是气质性犯罪，一种是社会性犯罪，照我看，抢劫案大都属于后者，作这种案的人有正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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